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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不是极右派

字号+ 作者:冯仑 来源:未知 2013-11-03 03:46

信任体制,还是保持距离?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,总会面临一个问题: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?比如说在资源获取

    信任体制,还是保持距离?

    企业家在做选择时,总会面临一个问题: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?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,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:

    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,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,人家闷声发大财。

    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,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,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。首先有专业性,其次必须透明,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,再次还要讲诚信,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,既不高调,也不低调,是适调。

    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,小范围私募,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。

    纵向看,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。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,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,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,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,还是适度保持距离?从资本、知识产权到产品、客户的纵向链条,哪一部分放在境外,哪一部分放在境内?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。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,把公司软资源部分、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,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。

    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,不是不会做生意,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。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,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,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。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,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,然后中介费、服务费、信托、委托代理,一堆事,很辛苦。去年和前年,我平均每年飞180次,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,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。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,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,所以我们得过去,每一件事都很费神。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,就认真做产品,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。

    “后半夜吃肉”的家训

    在历史大背景中,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。

    第一种就是荣毅仁,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,然后又加入共产党,当了国家副主席,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,这是一种选择。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,干脆投怀送抱、以身相许,彻底不算帐了。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,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,非常巧合。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,比如三一重工(600031,股吧)的梁稳根先生,以身相许都不行了,恨不得掏心窝子,肝脑涂地,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,这是一种方式。

    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,他家亲属跟我讲,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:后半夜吃肉。什么意思呢?在胡同里,前半夜吃肉,肉味都飘出去了,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,就拿砖头砸你们家,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,就是要低调,别露富。

    第二种是张謇模式。张謇真有社会理想,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,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,然后办公益、办教育,然后又投身革命。钱没挣着,落了个好名声,这也是一种。

    第三种,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,颠了再说。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。

    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,比如卢作孚,抛家舍业支持抗战,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,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。

    社会转型中,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?要么就变成张謇,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;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,但不是以身相许,还是市场化的合作;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。

    能在会场解决问题,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

    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,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,但又很快衰败,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。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,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,中国缺少一种“会场的智慧”。

    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。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,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。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,然后二代、三代老婆、孩子太多,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,勾结大臣、宦官、外戚,然后出现内乱,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,中兴完再过三代,就变成汉献帝了,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。

    另一种方法是“广场解决”。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。战场、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。西方人聪明,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,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,可以妥协。会场是什么?就是所谓民主、法治、宪政。会场的学问很大,大家都按规则来,可以把分歧、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。

    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。民主好比奥运会,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,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,谁也不许跑,但打完还是朋友,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。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,第一,指定场所,不能乱打;第二,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,裁判独立;第三,游戏是透明的;第四,胜负是相对的,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。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,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,但我们不结仇。

    在台湾,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:第一,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,为什么能收住?第二,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?第三,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?他回答得很有原则:第一、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,如果当时冲进政府,这叫暴乱;第二,钱很简单,全部汇到信托账号,然后都有审计,我也不碰;最后,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?非常简单,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。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,砸日本汽车,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,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,天天游行就会了。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。

    所以整体来看,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,主要靠政治家,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,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。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,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,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。

    改革三步走:政党改革还早呢

    作为买卖人,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,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。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,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,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。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。

    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,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,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。社会改革非常简单,一个是NGO,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,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,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,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%;另一个是社区自治,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,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,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。

    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,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,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,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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